张晓刚：我为什么画画

杨澜 晓刚你的这个画作2007年春季香港的索斯比的拍卖达到了200多万美金的高价，你听到的第一个反应说这个世界疯了，为什么？

张晓刚 这句话是去年吧，就是春拍，纽约春拍的时候，当时他们准备要拍中国当代艺术品，因为是第一次，那个主办人，他说我准备把你的画标（价）到30万美金，我私下我还跟朋友黄燎原讲，我说卖得出去吗？30万美金，开玩笑，他说很难说，他也觉得悬，但他说，你这辈子肯定能达到100万美金。后来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毕竟跟我没关系。后来当天拍了以后，在现场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知道你的画卖了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说90多万美金。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疯掉了”。

杨澜 那今年到了200多万美金就更疯狂了？

张晓刚 已经麻木了，说实话。

杨澜 你为什么说当你的画卖100美金的时候心里感到很踏实，等到卖到100万美金的时候，却觉得慌了？你慌什么呢？应该高兴啊！

张晓刚 一般人不太了解，因为做当代艺术的人是从决定开始做一个当代艺术家，实际上就做好了一种心理准备，就是这一辈子可能都要跟贫穷连在一起，可能就会不成功啊，或者是被人不理解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当时我记得，我第一张画卖了100美金的时候，那是很实实在在的事。

杨澜 那是哪年的事？

张晓刚 1989年吧，那时候是很具体的，可以解决两个月的生活费。所以特别踏实，我觉得我的画还能卖，我还能靠卖画为生的话，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突然一下因为市场变化这么快，突然一下你的画在外面别人一说起来，是100万美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

杨澜 但是心里有没有一种高兴，就是说我的画的价值终于被认可了？

张晓刚 这个是一个市场价值吧！可能艺术家更看中的还是一个学术上的价值，就是如果能卖100万肯定很高兴，如果不能卖100万，别人也说你的画很好，也很高兴。

杨澜 但是实际上现在价格飙的这么高的这一批作品是你很早的时候就已经通过画廊卖出去了。

张晓刚 对对对。

杨澜 所以跟你直接的收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张晓刚 没关系。卖到100万美金的话我当时拿到了大概5000美金。

杨澜 心里会不会不平衡？

张晓刚 没有，这些钱该别人赚的。如果是为了钱画画，那可能现在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机会。你喜欢《天安门》，我就画它一百个《天安门》，那么我可以挣很多的钱，但如果我对艺术的理解是：我就是热爱艺术，或者我离不开艺术，那么我可能就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杨澜 当时开始要做《大家庭》这个系列的时候，灵感是从哪里得到的？

张晓刚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比较喜欢反省的一个人，到1991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反省我的艺术，按现在这种方式继续画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已经经历了很多时期了，那个时候国门也慢慢越来越开放，你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就在想我继续这样画，也可能就是一个模仿西方的人，一百个人里边的一个。那么如果成功的话，那也就是一个西方模仿的好的一个中国艺术家。你可以挂在可能第101张画后边。

我刚好有个机会，1992年就去欧洲，我就去看美术馆，把我学到的美术史的知识从头开始，从美术馆一条线看下来，看了三个月的博物馆画廊，看得想吐，看下来以后一片茫然。你真的到了国外以后，一看突然才能反应过来，你什么都不是。你这一辈子，可能用一辈子的这个时间你去努力，你都达不到那个……那个大师的水平。不是说你画不过他，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形成这个意义，你知道吧？因为他已经是大师了，你再学，你也就是一个学生而已。而且你不在他的文化范围里面，所以你就什么都不是。

我很高兴，当时很高兴，我觉得我能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高兴。我一下觉得我有根了，你知道吗？

从国外回来第一个心态想看的是什么？就是天安门，我当时回来第一件事就跑到天安门去拍了一个照片，第二个想看的是什么？想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当时那些现在觉得这个是很可笑了，当时那个心态很真实，就老想去找我到底是谁？我属于哪？结果一看，看到了我父母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就觉得这么一下很有感觉，一直以来，我的艺术是比较关注个人的东西，那我就突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发现在那种很私密的家庭照片里边，你同样能够感受到社会对它的影响。

杨澜 有一些公共表情。

张晓刚 对，它有一个模式，你知道吗？男的在哪边，女的在哪边。

杨澜 因为都是那个时候，都是照相馆摆出来的，包括人的表情。

张晓刚 对，实际上也就体现了中国的一种审美的一种标准。这个审美标准是两重性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它的美学的这个标准，他觉得中国人应该长什么样就好看，所以把男的都要修的像女的一样。皮肤光光的，白白的那种。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意识形态的标准，就是你的人要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来。

杨澜 所以那个时候，你其实翻开整个那个时代的每个家庭的照相簿，表情都非常相近。

张晓刚 对，后来我又看了别的，我的学生啊，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家庭的合影，我一看，感觉都是一个摄影师拍的一个家庭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在你最私密的那部分，中国人的生活的那部分，同样也能感受到这个社会对它的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影响。

也就是说一个公共的标准，和你私人的一种东西它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一种矛盾的关系。一下体会到这一点以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找到一个我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了。

我从小喜欢画画，我从四岁就开始画画，然后决定要做一个画家。要去学习画画的时候实际上跟周围的环境都没关系，就完全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到后来，最后一个月决定要考大学的时候，临时改，改了就考美院。

杨澜 其实我们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当今天你的画被标到这么高价的时候，反而促使你会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我干吗要干这一行的？

张晓刚 对对。

杨澜 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当初干吗要干这一行？

张晓刚 我觉得是，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想，我觉得第一是我真的喜欢这个艺术，大学毕业我决定要做一个当代的艺术家。

我的毕业创作就是开始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来画一种，当时必须画少数民族的题材，画一种现实生活的题材。但毕业以后，我拿着那个作品去找工作，找了三个月找不到，因为我们当时还不能自己找工作，是必须要国家分配嘛，统一分配。那分不下去，就在家闲着，闲着也就没钱。精神压力就很大，当时我跟朋友讲，像上面有三座大山压在头上。

杨澜 是什么？哪三座？

张晓刚 第一座肯定是这个工作的问题，第二座是因为跟家庭的关系比较紧张。我从十六岁开始跟我父亲关系很紧张，他们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画画。

杨澜 父子之间发生最激烈的冲突是什么呢？

张晓刚 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是可能读高中的时候，我决定了要学画画了以后，然后我要钱，买材料，他说没钱，没钱我就很生气。没办法，吵架也没用，完了以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说话也很过分，我说你不给我钱，你又是我的父亲，然后我就没办法了，那不如我们去法院把关系了了，办了。社会还来管我，我还有钱，就说得很难听，但我后来也很后悔说这种话。

杨澜 我想知道，当你第一次在画布上，真的捕捉到一种形象，一种方法，然后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的时候，你的心情有多么激动？

张晓刚 刚开始找到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要表达的那个主题，一下我找到的时候那很兴奋，睡不着觉。那基本上我一下觉得好像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终于有一个……有一个出口了。就是我一下可以把东西慢慢慢慢地，把我所有的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全部可以灌注到里边去，就是这么一种感觉。而且工作特别勤奋，每天工作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都不觉得累，那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尤其幸福，特别幸福，而且别人越不理解吧，越激动，越幸福。

杨澜 你期待着普罗大众，对它能够理解吗？

张晓刚 我从来没有这种奢望，别人能理解我，我觉得我的信条就只有一个，我一定要真实的表达我自己。

杨澜 但是我发现，在你这个《失忆与记忆》这个系列里，就算你新的这个系列，其实还是见到很多《大家庭》的影子。

张晓刚 对，因为还是我画的嘛。

杨澜 就是说，从整个视觉的感觉上还是有非常强的延续性的。你刚才在说到往前走的话，往前走的哪一步呢？

张晓刚 可能就是我要把我一直关注的一些问题，继续地关注下去。然后，比方我对记忆感兴趣，那么《大家庭》很可能是一种――更多的是集体的记忆，那到《失忆与记忆》呢，我关注就是一个――是个人的记忆，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失忆，失忆呢，是因为这个对现代生活快速变化生活的一个体验，一种感受。

你像现在变化这么快，很多人很年轻他就失去记忆了，过去熟悉的一条街，可能一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很熟悉的一个人可能过几天你突然发现，你根本不认识他。中国人的这种体会特别多，而且你要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生活的话，你要学会一种失忆的能力。你要有这种能力，你要忘记掉你是谁，你是从哪来的，

杨澜 然后一门心思地往前奔。

张晓刚 对对。

杨澜 你刚才也提到，其实这二十多年以来，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像走过了三个不同的时代一样，你实际上也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当中，其实经常会出现一种陷阱，就是艺术家会迷失掉自己，今天的陷井在哪里？

张晓刚 今天的陷井肯定是市场，可能会觉得参加一次拍卖比参加一次国际的一个学术展览还要重要，这个是这两年，可能大家会比较看中的一个价值体系，这个是市场带来的负面的东西。但我觉得，其实未来的市场应该是越学术的越有市场。

（摘自《杨澜访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年3月版，定价：29.80元）